党史研究室有个周惠访谈录?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在网络上流传，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张文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了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派出工作人员采访经历过党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是其采访对象之一，有一段谈话涉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文接着披露了这篇“周惠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谈话”里，周惠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泽东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向毛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庐山会议的最终结果，其背后关键因素竟与李锐息息相关。张文所披露的“周惠谈话”，似乎意图推翻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记载。颠覆既定历史叙述，并非不可饶恕之罪，只要论据充分、事实清楚，还原真相，实乃值得赞许之举。然而，张文所披露的所谓“谈话”漏洞百出，疑云密布，不仅未能揭示真相，反而扭曲与模糊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张文提及的内容依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访谈录，但他并非该室成员，甚至对党史研究室的成立背景都不甚了解。值得注意的是，张文对周惠生平的描述也存在偏差。实际上，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1月，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早四个月，两机构并存了八年多，并非张文所述的“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8月，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撤销原两个机构后成立，并非简单继承自“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1990年代中”是否存在“党史资料抢救工程”，作者曾在该机构任职，具体负责第二研究室，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根据职责分工，派出人员了解庐山会议历史应为第二研究室的任务，但作者并未听闻或参与相关活动。询问当时第二研究室的负责人和同事，也未有人提及此事。因此，这份声称源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访谈录的真实性和来源，值得质疑。李锐是否犯了“欺君之罪”？这一点同样存疑。
更引人质疑的是，“谈话”对三件事情的描述。与相关文献资料和回忆记录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谈话”中的错误比比皆是，其内容根本无法经受史料的严格检验。
首先，我们得提及“谈话”中李锐的所作所为。他自称聪明，却向毛泽东致信，立下重誓，然而在信中却隐瞒了至关重要的言辞，甚至不惜撒谎。这种行径，若以旧道德衡量，堪称“欺君之罪，天地不容”；若从新道德的角度来看，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的欺骗。此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亦可谓深受李锐之累。
了解历史的人普遍认知，彭德怀之所以在庐山遭受批判，导致不幸，实因他在7月14日向毛泽东提交了对“大跃进”政策的批评信，而非因他人牵连。同样，黄克诚和周小舟的遭遇，也源于他们表达了与彭德怀相似的观点，并非因他人所累。对彭德怀的批判始于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对其严厉指责。7月25日，毛泽东提出“既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导方针[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从而加剧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在那时，李锐尚未写信，如何能“牵连”到彭德怀、黄克诚和周小舟呢？
李锐是7月30日写信的，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贾拓夫、陶鲁笳等人也都受到指责和追问。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去黄克诚住处一事，成为小组会上追逼甚紧的问题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情绪激愤，发了一些尖锐议论，包括说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实情，后果何堪设想!李锐回忆：“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李锐所说可从周小舟当年的检讨得到证实：“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这说明李锐给毛写信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而不是“谈话”里说的什么“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自作聪明”。
信的全文李锐已在书中公开，字里行间，没有揭发彭、黄、周、周的什么问题。当然，李锐也坦承，信里“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庐山会议实录》，第178页)。这就是“谈话”所说的“撒谎”、“欺君之罪”。倘若这算是“欺君之罪”，那么，当年的当事人有谁没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为例，李锐写信的第三天，他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却同样“隐瞒”了7月23日晚上的私下议论，最后还表示：“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2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惠，一开始也是“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直到别人交代了之后，“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的。(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能不能说周小舟、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笔者以为，无论李锐还是周小舟、周惠(也包括其他受批判者)，当年“隐瞒”实情都谈不上“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在那种极为险峻的政治环境中，三位当事人避重就轻，无非是不想让事情更加复杂，不说是保护他人，至少也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我保护，何罪之有!它恰好说明了党内政治斗争的严酷。
李锐缘何写检讨?
第二项，据“谈话”披露，李锐于8月11日的发言中，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全盘认账”，公开承认了自己曾对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发起攻击，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主席及中央领导的大规模批评，甚至坦白自己写信的初衷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他还承认与黄老、周小舟、周惠之间存在湖南宗派关系，并自认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此举使得二周陷入了极大的被动。而“谈话”进一步指出，李锐此举意在“反戈一击”，试图为自己立下一功。
此事实亦载于李锐所著之《庐山会议实录》中，书中所提及的“谈话”并未带来新见，反而对历史事实造成了误解：李锐并非发表讲话，而是撰写检讨书。（见第286页）更为严重的是，“谈话”故意省略了李锐撰写检讨书时的一个关键背景。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在会议第五组作检讨，分在第四组的李锐被人带到第五组同黄克诚对质。对质的问题本来同7月23日之夜的事情无关，但黄见李突然被带进会场，以为李已经说了7月23日晚上的事情，便主动交代了7月23日晚上的情况，揭出了关于毛泽东的私下议论。关于这一情节，李锐有详尽回忆：
黄克诚一再被逼迫，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住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然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经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庐山会议实录》，第281页)
黄克诚自述完全印证了李锐的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议论是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未曾预料之中，这一波三折的情节却意外地揭露了“斯大林晚年”这一极具震撼性的议题。随后的猛烈批判和紧追不舍的追问，让李锐心绪不宁：若会议持续深究，恐将牵连田家英等人。情急之下，李锐私下与薄一波商谈了自己的想法：建议由他个人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检讨，人事范围仅限于周小舟、周惠、黄克诚，因为这些情况早已公开，无需隐瞒，绝不能再扩大事态。《会议实录》第285-286页记载，薄一波对此表示赞同，并鼓励他“主动出击”。于是，李锐撰写了检讨书。
如此关键的历史背景，却仅以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提到“黄老在小组会上揭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却未详尽阐述事件始末。反倒是刻意强调其“突然”的转折，给人留下了李锐似乎有所图谋的印象。
二周如何陷入被动？
李锐回忆称，他在8月11日的上午提交了名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的检讨书。对此，他在其著作中已有详细描述，并坦言检讨书中内容主要涉及他在山上与二周之间的多次意见交流，直至23日晚上的活动。（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谈话”记载，正是李锐以“同案犯”的立场所进行的此次发言，令周惠和周小舟陷入了极度的不利境地。
如李锐所说，他的检讨的确交代了周小舟、周惠的一些言论，这是周小舟(肯定也包括周惠)对李“极其不满”的原因。如前所述，李锐当时的考虑是他和二周的活动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讳”，但不能让人再追查下去，因为有可能牵扯出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那样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此举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事情做一个切割，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看来，李锐的想法或许过于天真，但其本意不是陷入于不义。何况李锐的检讨除了交代二周，还交代了自己的情况。几十年后，李锐感慨：“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周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啊!”(《庐山会议实录》，第286-287页)
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周、周、李三人来说，庐山会议期间最为关键的议题，无疑是7月23日晚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私下讨论。正是这一问题的揭露，成为了二周（实则亦包括李锐）陷入极度困境的根源。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李锐先后交代后，周小舟所在的第二组即追逼周小舟。有人问：黄克诚同志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锐三同志说，现在是不是达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没有集体领导，现在反右会不会出乱子?这些话你都说了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接着周交代了那天晚上的言论：“二十三日晚上到黄克诚同志那里，我心情紧张。李锐和我讲得多，周惠讲得少。讲到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是什么道理?这样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十八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到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当时黄克诚同志说，不能这样看，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83页)周惠也在当天承认自己“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一如他在检讨里所说：“我始终是隐瞒了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直到八月十日下午听说黄克诚同志已开始交代‘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时我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改变原来避重就轻、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的根本不够一个党员品质的错误态度”。(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自己当年的检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听说黄克诚交代之后，才“被迫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交代出“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的。
揭露了“最为关键的真相”，这难道不是让他们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吗？毫无疑问，对于周小舟、周惠（自然也包括李锐）来说，8月10日无疑是他们的“悲惨周五”，正是在这一天，他们遭遇了极大的被动；而李锐在次日才提交检讨，这显然与当天的事件无关。
“谈话”还称田家英不需要他(指李锐一笔者注)保护，毛和田情同父子。“情同父子”的比喻是否准确、是否严肃，另当别论。只说李锐担心牵连田家英一事，连对李锐不满的周小舟当时也承认。周小舟在给毛泽东的信里说，“他(指李锐一引者注)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周在书面检讨里的这番话是否发自内心，笔者不好妄加猜度，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李锐的初衷，确实想避免牵连田家英等人。
李锐“夜闯美庐”?
第三宗事件，据“谈话”所述，李锐可能在检讨会的前一天或前两天，深夜闯入美庐，跪在毛泽东的床前，揭露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问题。他指出，彭德怀与张闻天确有串通，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事先曾展示给张闻天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语，正是出自张闻天之手。张闻天在发言前有所迟疑，几乎要放弃，但彭德怀却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中，有何惧哉？”此外，彭德怀还声称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日晚，他们并非单纯发牢骚，而是商定了攻守同盟。彭德怀并非在即将离开时才进入会议，而是早已在场。彭德怀表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情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影响了主席。他建议大家今后在谈话时要更加谨慎，某些话不宜再与他人分享。
这段描述生动形象，宛如一幕精彩的影片。这无疑是“谈话”中披露的最令人震惊的“史实”了！然而，这种所谓的“史实”实则经不起丝毫推敲。据“谈话”所述，该事件是由周惠从周小舟处听闻，而周小舟则是从田家英那里听说的。遗憾的是，田、周、周三位当事人均已离世，使得这一耸人听闻的“史实”沦为无凭无据的传说。
疑问在于，所述“谈话”内容明显缺乏可信度。据“谈话”所述，李锐“夜间突访美庐”的时间应是在他撰写检讨书的前一至两天。若为前两天，则应为8月9日；若为前一天，则应为8月10日。然而，9日晚显然不可能，因为关于“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尚未被揭露。同样，10日晚亦不可能，因为10日上午已经揭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会议主持人随即与各小组组长商议，决定当晚继续开会，对周小舟、周惠、李锐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批判。10日晚，李锐正身处小组会议中接受审查和批判，他怎么可能“夜间突访美庐”？难道他掌握了“分身之术”吗？
从李锐8月11日写的检讨看，也不可能“夜闯美庐”。按“谈话”所说，李锐“夜闯美庐”一是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二是交代7月23日之夜的言论。如果真是这样，第二天李锐写出的检讨一定会有“夜闯美庐”时揭发的那些事情。但事实恰好相反，李锐的检讨无一字涉及“谈话”所说的那些彭、张的活动，甚至连张闻天的名字都未提到。至于7月23日之夜的私下议论，李锐的交代并不比头天周小舟自己的交代多多少。李锐要是真“想反戈一击，立一功”，为什么第二天交出的书面检讨不写“夜闯美庐”揭发的那些事呢?这不是个“立功”的机会吗?反过来说，倘若李锐“夜闯美庐”，已经向毛告发了彭、张，第二天的检讨敢只字不提吗?殊不知，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常看重文字“证据”的。仅举庐山会议的例子，8月12日晚上，周小舟曾去毛泽东住处谈话。第二天一早毛就致信周小舟，要周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周小舟在给毛的复信中恰好透露了这个细节：“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毛如此看重证据，李锐能不写在书面检讨里吗?这只能说明，所谓“夜闯美庐”，子虚乌有。
还要补充一点，彭、张之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也是在8月10日之前就作了交代的，而且交代得比黄克诚还要早。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第二组被逼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种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第二天，8月10日第四组开会批判，有人追问彭“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彭也作了交代：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80-281、284-285页)张、彭的交代，李锐都知道，李与彭还分在一个临时小组(第四组)。彭、张自己都已经交代了问题，何需李锐“夜闯美庐”再作“揭发”呢?
“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谁扣上的?
据谈话透露，“军事俱乐部”的称号似乎主要应归因于李锐，“若非他的揭露，这一称号便无从谈起”。然而，这与历史事实不符。正如之前所述，李锐在自我检讨中并未提及彭德怀在庐山的活动，反而提及了“尽管我与彭德怀同志并无直接交往，对小舟同志与彭的勾结以及黄、彭之间的关系亦不甚了解，但基于以下三点，我成为了‘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见李锐《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1959年8月11日）这难道就是李锐对彭德怀的所谓“揭露”？毛泽东是否仅凭李锐的这一“揭露”便给彭德怀扣上了“军事俱乐部”的帽子？
实际上，毛泽东最早将“军事俱乐部”的标签贴在了相关人员身上，而这发生在李锐撰写检讨书之前。李锐回忆称，自7月26日起，因7月23日晚发生的事件被揭露，有关“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的议论和传闻在分组会内外广泛流传。（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如果说李锐的描述尚存记忆的成分，那么，毛泽东于8月2日致张闻天的信件则是确凿无疑的文献记录：“你怎会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进而讽刺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都抛诸脑后，竟至于投身于军事俱乐部，可谓是文武双全，相映成趣。”（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正是在这一天，周恩来在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及毛泽东关于“军事俱乐部”的论断：“毛主席所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他们总是紧密合作的。”（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随后的分组讨论中，批判“军事俱乐部”的言论此起彼伏。
于李锐提交检讨的前夕，即8月10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存在于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在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仁之中；同样，在省级层面，亦不乏其人，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便是例证。”
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自毛泽东，与李锐的检讨根本没有关系。有一个疑问，周惠当年的检讨交代过这样一个情况：“李锐有一天晚上到我们住处，他说，中央已注意到我们二十三日夜到黄处谈话这件事，说已经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想给主席写信……”(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所说李锐写信，就是李锐7月30日写信一事。周小舟当年也提到此事：“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指李锐一引者注)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李锐后来回忆：“7月23日到29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二周的检讨和李锐的回忆，都说明7月底以前周、周、李都已经知道起草关于“反党集团”决议一事。而“反党集团”的定性，正是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的。1980年代中，杨尚昆接受采访曾经谈到此事：“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指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一引者注)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啊，你乔木也是在啊。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提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上引这些!史料表明：扣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在先，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后。周惠当年在李锐写检讨之前已得知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怎么几十年后说是李锐的检讨才使得彭、黄、张、周戴上“军事俱乐部”帽子的呢?一个是当年的文本，一个是后来的记忆，哪个更可信?答案必是二者居其一：要么周惠记忆有误，要么干脆是张文虚构。
张文称，1990年代，周惠曾经对采访他的权延赤说，庐山会议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张文的信息来源何处，笔者不知。但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笔者所见史料，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惠是相当宽大的，不许将周惠划入“军事俱乐部”。8月11日，也就是李锐交出检讨的当天下午，毛在大会讲话，谈到了周惠：“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8月11目)毛的讲话确凿无疑地表明，周惠根本没有划入“反党集团”。事实上，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也没有提到周惠。至于会后的结局，就周、周、李三人来说，周惠算是最好的。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下放到浏阳县任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直至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不是“谈话”所说的“广州分院”)副院长；李锐则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只有周惠官居原职，继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1年调任交通部交通工业局副局长。
庐山教训该如何总结?
庐山会议自“降温”伊始，终以反右运动落幕，无疑标志着毛泽东的一次战略转身。在责任归属上，或许众说纷纭，但无疑，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首当其冲的责任者非毛泽东莫属，这样的责任无论如何也难以由李锐承担。
谈及此，笔者愿引述朱永嘉先生的一篇著作——《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下简称朱文）。该文相较于张文稍早见诸网络，同样探讨庐山事件的成因，主张不应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毛泽东一人。朱文指出，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人就事论事时所选择的时机、场合及表达技巧存在不足，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从而“酿成一场难以逆转的历史悲剧”。朱文从多角度和多个侧面剖析庐山事件的成因，这种研究方法恰是笔者所认可的，因其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历史（当然，此类分析需基于对史实的准确还原。在这方面，朱文亦存在不足）。然而，作者将彭德怀等人意见表达的“不足”视为“教训”，并称之为“极为深刻且珍贵”的“教训”，对此，笔者的观点并不相同。
彭德怀等人有没有缺陷，尽管可以讨论。问题是，即便有缺陷，把这种“缺陷”作为庐山悲剧的“教训”，首先就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相抵牾。毛泽东早已宣布：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说，毛没有对言者预设任何条件。事实上，毛还多次鼓动党内同志：“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我常跟同志们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1955年3月)有意思的是，就在彭德怀写信前的一百天，毛泽东还号召党内同志批评他的缺点，甚至要求学习海瑞：“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4月5日)从毛泽东的公开表达看，他倒是希望党内批评不要顾忌“时机、场合、技巧”。其次还同中共党章相冲突。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有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有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党章没有对党员行使这些权利附加诸如“时机、场合、技巧”等任何条件。党章还规定，党员和党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目)彭德怀等人无论有什么缺陷，至少没有逾越党内批评的原则和党章的规定，怎么能成庐山会议“沉痛而宝贵”的“教训”呢?
庐山之变的焦点无疑聚焦于毛泽东。胡乔木当时便在私下向友人预警：毛泽东不止一次提起海瑞的典故，实则是在暗示不应效仿海瑞之举。（参见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页）不幸而言中，庐山之变印证了胡乔木的忧虑。在党内，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然而，毛泽东因个人恩怨而发起对彭德怀等人的政治批判，侵犯了他们作为党员应有的正常权利，按照党章规定，本应受到批评乃至纪律处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不仅未受到应有的批评与处分，反而将彭、黄、张、周等打成“反党集团”，对彭等人实施了严厉的处分。毛泽东凭借一己之力翻云覆雨，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在于党内形成了一套集权的权力架构与制度。这套架构与制度实质上赋予了领袖无上的权力，使得领袖得以凭借个人意志剥夺他人权利，而这套架构与制度对领袖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和平衡机制。党内权力架构与制度中存在的严重缺失与弊端，正是庐山之变的深刻教训。朱文曾提及庐山会议的历史教训，即“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政治生活氛围”。我对此观点表示赞同。然而，仅仅拥有民主的氛围远远不够，更根本的是要建立民主的制度。如果我们不从制度层面总结教训，而仅仅追究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方式的“缺陷”，甚至认为这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那么，这无疑是南辕北辙。
张杰所撰文章在网上传播后，网络中出现了一篇署名为“党史专家金春铭”的文章，该文对张杰所提及的“周惠谈话”内容表示赞同，并声称张杰是其博士研究生。然而，笔者未曾听闻“党史专家金春铭”其人，倒是认识并熟悉党史领域的专家金春明。不禁让人疑惑，是否笔者的朋友金春明教授就是这位“党史专家金春铭”？为了澄清此事，笔者已与金春明教授取得联系。金春明教授明确表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平时很少上网，未曾阅读过张杰的文章，也未就张文或“周惠谈话”撰写过任何文章，他所指导的博士生中也没有名为“张杰”的。受金春明教授委托，笔者在此作出官方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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